越翻越薄的历史——海南最后5名"慰安妇"采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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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5 16:31 来自 新华社

黄有良老人终究没有等来她大半生都希望得到的道歉和正义。

一间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小瓦房,成为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人生旅途中的“最后舞台”。

 

黄有良生前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家中(8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杨冠宇摄

又一名“慰安妇”离世

在平静中,饱受屈辱与沧桑的老人12日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家中,眼望着漏雨的屋顶,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90岁。

黄有良的离世在当地并未掀起波澜。

在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她的葬礼在乙堆村举行。

灵堂设在小儿子胡仁富家中客厅,一个大约两米长的木质灵柩摆放在地上。五名亲属围绕着黄有良的灵柩不停哭泣,灵柩前的桌子上摆放了五个小碗和当地生产的地瓜酒。

屋外摆放了一排花圈,包括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和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代表送的花圈。

除了亲属,还有同村三四十位乡亲,以及上述机构五名志愿者和几名记者、一名当地官员出席了她的葬礼。

下午两点半,老人被葬在离家200多米远一处空地上。

随着黄有良老人离世,中国大陆所有“慰安妇”原告均已逝世。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24位“慰安妇”幸存者作为原告、在4个起诉案中控告日本政府,全部败诉。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人。其中,4人生活在海南。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20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黄有良生前影像。新华社记者杨冠宇摄

越翻越薄的历史

在黄有良离世前的一星期,新华社记者探访了老人,见证了她在人世的最后时光。

黄有良患有严重风湿,体重不足40公斤,生前已经不能下床,只能蜷缩在一张漆色脱落的木床上。屋内物品、家具并不多,一张木桌上零散放着三个塑料盆和一双碗筷等生活用品,墙上一根细绳上挂着几件老人的衣服,拐角处一架轮椅已落满灰尘。

一天中大多时候,黄有良在呆坐中度过。“我老了,在等死,没有什么办法。”黄有良说。

另一位“慰安妇”受害者卓天妹今年92岁,家住本号镇宿风村,距黄有良家约50 公里。卓天妹长期卧病不起,神色如死灰,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12天前,傍晚时分,当看到记者的镜头,卓天妹试图坐起来说些什么,但她的喉咙里总有一口痰卡着,喃喃自语了几句黎族方言后,便没有了力气,很快躺下。儿媳陈玉琼说,几天前老人气喘加重。

“这是越翻越薄的历史。”从事“慰安妇”调查20余年的志愿者陈厚志叹息,海南仅存的4名“慰安妇”幸存者均已过90岁。

这是她们在人世的最后时光。

 

黄有良生前影像。新华社记者杨冠宇摄

令人发指的罪行

从1993年起,原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符和积开始实地调研并记录日军侵琼暴行,“慰安妇”幸存者才开始走进他的视野。

这段屈辱往事,似乎是“慰安妇”幸存者们回忆的禁区。

符和积调查记录黄有良的“慰安妇”经历时,她一直缄默不语,只在征得丈夫同意后,才鼓起勇气,道出往事。伤疤被撕开后,黄有良痛哭流涕,数夜难眠。直到那时,儿子才第一次知晓,原来自己的母亲就是曾在电影中看到的“慰安妇”。

据符和积耗时三年撰写的《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一书记载,1941年,日军入侵了黄有良的家乡。当年10月,15岁的黄有良在收割水稻时被日军撵至家中并遭到性侵。之后日军夜夜上门,她只好躲进邻居家。找不着人的日军就对她的父母拳打脚踢,黄有良只能放弃躲藏和反抗。转过年,日军将她抓进了“慰安所”,年轻的黄有良在那里受尽欺凌。不少同伴因不堪折磨而自杀。

暗无天日的生活过了两年,一位村民壮着胆子向日军谎称黄父去世,央求放黄有良回家奔丧,她这才逃离了“慰安所”。之后,家人在村里起了两个坟堆,假装是自杀的黄有良和其父的坟墓。随后,一家人连夜逃往100多公里外的保亭县。直到日军战败,她才敢回到家乡,后来嫁给了患有麻风病的丈夫。

“他知道我的过去,一有气,就打我,骂我。”她说。

 

黄有良生前影像。新华社记者杨冠宇摄

卓天妹的情况更为悲惨。

据卓天妹的儿媳介绍,卓天妹“进去”了四年。除充当“慰安妇”外,还要给日军挑水、洗衣、煮饭。在强暴、殴打、劳累、饥饿的多重打击之下,卓天妹的身体终于被击垮。直到日本战败,她才回到家。彼时,父母都已离世。

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统计,二战期间,全球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就占了至少20万以上。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指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使用国家力量、采取强制手段、针对外国女性的性奴隶制度,这样的国家犯罪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令人发指。

不该忘却的记忆

91岁的李美金和92岁的王志凤都住在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由于媒体采访和外界关于“慰安妇”的调查,她们的“慰安妇”的身份近些年才被村民知晓。

1940年,王志凤在澄迈县山口村家中被日军强掳,关押在附近的大云墟据点。一年后,李美金在澄迈县茅圆村被掳,关押在日军设在隔壁临高县加来机场的据点。

日军投降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位女孩再也没有提过自己的这段经历,都选择偷偷嫁人,恰巧都远嫁到了土龙村。

为了守住秘密,王志凤前后四次搬家,丈夫去世时也不知道她“过去的故事”。王志凤夜里仍会做噩梦,这几年睡眠也越来越差。

家住万宁市大茂镇进坑村、91岁的陈连村身体状况略好一点。虽然她还能做家务,但单靠自己,再也走不出自家大院。天黑之前,她都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儿子将老人卧室里的电视机搬走了,因为母亲看到电视剧中的日本人依然感到害怕。

得知母亲的遭遇后,王志凤的小儿子钟天祥有了参军的冲动。

“看电视剧时都想打日本鬼子。”他坦言,自己很少买日货,除了经济原因,更多是因为对侵略者的恨。

王志凤老人偶尔会喃喃自语。老人说,假若还能见到曾经伤害她的日本人,她一定会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现在上哪找他们去?”

记者问她,是否会接受这些日本人后代的道歉。“我会接受,但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你的爸爸、爷爷曾经做过什么。”她说。

当年最早一批开展海南“慰安妇”调查的符和积已经68岁了。他不知道今年五月份另一位赴日上诉的“慰安妇”幸存者陈亚扁已经逝世。

“还有一些健在的,只是年岁已高,记忆模糊了。这是不该忘却的记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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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葬礼举行丨组图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葬礼,在其家乡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举行。

 

葬礼按照当地黎族习俗举行,亲属和村里乡亲为黄有良老人送行。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等为黄有良敬献花圈。

 

8月12日晚上9时许,黄有良在家中因病去世,终年90岁。

》“慰安妇”纪录电影《二十二》公映海南观众称不忘历史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国内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正式全国公映。当天海口多家影院也同步上映,海口观众观影后纷纷表示,对“慰安妇”历史有更深刻认识。

8月14日,一部关于慰安妇幸存者的纪录片《二十二》在全国公映,这是首部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映许可证的相关题材纪录片。摄制组在中国内地的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5省的29个地区进行了近3个月的拍摄,完整、全面的记录下了中国内地2014年公开身份幸存的22位“慰安妇”的生活现状以及内心世界。影片的拍摄征得了老人本人及其家人的同意,这使得摄制组客观完整地记录下她们的生活。

海南最后一位诉讼日本“慰安妇”上映前去世

就在电影上映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赴日状告日本政府原告之一黄有良于8月12日在海南陵水离世,终年90岁。如今,影片中幸存的“慰安妇”仅剩8人。点击查看相关新闻》》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陈亚扁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至2010年三审结束,中国原告败诉。随着黄有良老人的离世,这8名原告老人均已逝世。

在纪录片《二十二》中,黄有良老人的画面出现了一次,该剧导演郭柯介绍,“拍摄这一画面是2014年6月在海南,当时拍了一组镜头,后来片子是以片段方式介绍。”

据有关媒体报道,在该剧拍摄结束后,郭柯和团队也常常去探望黄有良阿婆,2017年1月,他们的团队再赴海南,郭柯曾说:“黄有良老人比较内向,她不太爱说话,不像其他老人会主动和你聊天,我们的语言沟通也有障碍,黎族的语言不太好懂。但你和她讲,她也会和你说话,老人家对我们很好,让我们坐到她旁边,还让我们吃些东西。”

 海南观众观影感觉平静慰安妇画面让人难忘

当天海口多家影院同步上映纪录片《二十二》,海南多名观众自发到电影院观影。观影后,邹同学告诉记者,今天她和两个姐姐一起来看这部电影,觉得这部电影跟她想象的不一样,因为之前也看过类似的电影,大概都会让人很气愤很激动。而这部纪录片都是真实的老人自己的生活,让她感觉很平静,从开始到结尾,心里会很心疼这些老人,也希望她们能安度晚年。

符先生是一名初中老师,平时工作很忙也没时间看电影。听说纪录片《二十二》今天首映特地开车过来看。他说:“我支持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电影拍得很好,很真实。我感觉这段历史不该被忘记。”

看到海南“慰安妇”老人的晚年生活,符老师有些感触地说:“我们海南最后一位慰安妇在12日的时候也离世了,真的心里有些心疼,老人静静地凝视的画面很多,感觉眼睛里都是故事。那段历史对她们的伤害很大,她们虽然也会离开,但是这个历史肯定是不能忘记的。”

“这部片子的处理方式正是我们面对伤痛历史时该持有的态度——不终日怨恨,但没有一刻忘记。”市民张先生说,他们也在努力将这种面对历史的态度传播到年轻一代,相信这部影片的出现,会让大家对“慰安妇”历史有更深刻、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谈及影片的呈现方式,导演郭柯说道:“我选择了一种很平静的方式,让大家深情的看她一眼,我觉得这就足够了,这是我拍摄影片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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